试析《四库全书》对《契丹国志》的改编

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曾对《契丹国志》进行过相当彻底的改编 ,从中可以窥见清朝统治者正统观念的微妙变化。促使清高宗下旨改纂《契丹国志》的直接原因是该书将宋朝纪年附注于辽朝纪年之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四库馆臣改编的范围远远超出高宗的改编上谕所提到的问题。他们不仅秉承高宗的意旨删改一些“违碍”之处 ,把“独尊宋统”的思想贯穿其中 ,而且随意更改契丹语词 ,凭主观臆断挖改他们所认为的讹误。这样 ,《契丹国志》一书收入《四库全书》并经“钦定”重订之后已远非原貌 ,史料价值大为降低。

《数书九章·序》今译

秦九韶为《数书九章》所作之“序” ,是一篇数学与语文高水平整合的杰作。我们要理解《数书九章》 ,必须认真研读这篇“序” ,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秦九韶的数学观及方法论。本文先按文的形式 ,后照诗的形式 ,意译这篇杰作 ,以助于理解秦九韶的原序。

论陆世仪的经世理学

陆世仪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 ,其理学继承和发挥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将“内圣”之学转化为“外王”之功 ,高扬“切于用世” ,认为“理学不知一贯 ,则害及于身心 ;经济不知一贯 ,则害及于家国天下”。指出“封建、井田、学校三者 ,致治之大纲。后世若欲治平道理 ,总不出此”。告诫“今人所当学者 ,正不止六艺 ,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 ,皆切于用世 ,不可不讲” ,故士大夫应在政治、经济、教育上“经邦济世”。陆世仪作为明遗 ,既不仕清 ,又不隐遁出世 ,而是“以道自任” ,关心天下利弊、民生 ,把“理学”与“经济”统一起来 ,由理论引入实践 ,体现出清初学术重经世致用的特征。

成都东山客家方言中“公、嫲”的语言解读和文化解读

朱子学与经学研究的新突破——评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从安岳大般若洞三教合一造像论其思想性和文化意义

四川安岳大般若洞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刻造像是历史的产物 ,不乏代表性。其洞顶的奇异字“人人”全国罕见 ,具有唯一性 ,堪称传达儒释道三教合一内涵的独特符号。因此 ,解析这些造像的构成关系和揭示其文化背景 ,破译“人人”这个奇异字 ,有助于对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的认识。

近代来华新教医学传教士的西医译、著

19世纪以来 ,新教医学传教士积极从事近代西医著作的翻译和编著。以 1 90 5年为界 ,他们的译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译著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在近代中国西医译著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但是医学传教士却取得了很大成绩 ,并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川江号子”的文化内涵

作为川江航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川江号子”是地地道道的俗文化 ,其原因在于它直接地起源于下层人民的劳动。与其它号子相比 ,“川江号子”具有自己显著的地域特征。本文就“川江号子”的产生、内容、号工等方面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探讨。

宋代华阳王氏家族科举论略

在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选拔官吏的一种主流手段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宋代华阳王氏家族以累世科考成功而著称于世 ,号称“六世词科只一家” ,在科举对家族发展方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本文分析了王氏家族科举成功的表现及其原因 ,并通过这一个案对宋代科举与家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说明。

消隐与重构: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指向的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的价值标尺 ,而“家族”作为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文化心理情结和精神价值指认也从来就存在于人类的观念形态中。尽管在东、西方文明中家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实践形态和价值认证 ,但家族文化自始至终“存在着”其本身就是一种人类历史的真理性叙事。 2 0世纪以来家族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总体性复兴和阶段性消隐两者并存的状态 ;而现代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家族文化则表现出“寄生性再生长”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上。

唐宋间儒学的转型及其提供的思考

儒学是一个与时俱变的开放系统 ,这从二千多年儒学演变史中可清晰看出。在儒学演变过程中 ,唐宋间的儒学转型最为典型。它为适应当时社会转型需求而出现 ,在思想层面则是中国本土价值系统对异域文化挑战做出的创造性回应。唐宋间儒学转型经历了四个世纪 ,从对外“攻乎异端”、对内“拨乱反正”两个层面展开 ,最终成果是宋明理学的诞生。儒学转型的成功是人类史上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流及文明对话双赢的例证 ,它能否为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辽海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总目录

多情公子与痴情丫鬟的恋情悲剧——宝玉与晴雯感情关系及其悲剧成因新探

对宝晴感情关系的定性 ,学界此前主要有三说 ,即“友情”说、“爱情”说和回避定性的“感情”说。“爱情”说虽相对稍近于实际 ,但仍未尽人意。宝晴之间的感情 ,既不能与宝黛爱情相提并论 ,也有别于一般正常的恋情 ,只不过是多情公子与痴情丫鬟之间一段带点畸形的特殊恋情。对宝晴恋情悲剧成因 ,流行的“阶级迫害”或镇压“反抗”说并未触及“事体情理”症结所在 ,实际上这涉及为宝玉择妾以及对宝玉“规引入正”问题。作为小说情节副线之一的宝晴恋情悲剧及宝晴袭恋情婚姻 (妻妾制度下的另类婚姻形式 )悲剧 ,与作为小说情节主线之一、涉及为宝玉择妻问题的宝黛爱情悲剧及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 ,结构上两相对称 ,内容上也互相影映。

先秦巴蜀城市研究述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发掘工作的推进 ,关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 :既有对先秦巴蜀城市的专门研究 ,也有涉及先秦巴蜀城市各方面问题的研究 ;既有对先秦巴蜀城市的总的研究或论述 ,也有对先秦古蜀国城市和巴国城市的专门探讨。

戴震伦理学的知性特征及其近代意义

作为清代思想家 ,戴震在认识论上一方面接受了程朱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精神 ,另一方面又批评了朱子学中的冥心以求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伦理学领域 ,戴震批评了宋明儒者的理欲对立说 ,突出了人的道德基础物质性需求的合理性 ,同时又反对过份张扬人的物质欲望 ,提出了“欲而不私”的思想 ;他还对朱子哲学中自然与必然两个概念进行改造 ,将其变成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尽其自然而归于必然 ,使人的自然属性从属于社会法则的约束 ,同时 ,约束人的物质欲望的法则又体现出重视人的个性与人性发展的充分性 ,包含了对人性自由的肯定。

还原解读与当下解读——古典名著影视改编的关键

本组笔谈由三篇文章组成 :( 1 )《在“尊重”的前提下谈改编》 ,强调古典名著改编必须以“尊重”为前提 :尊重原著的基本精神 ,准确把握并尊重原著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 ,尊重广大观众的审美倾向和接受心理。 ( 2 )《还原解读与当下解读———古典名著影视改编的关键》 ,认为处理好还原解读和当下解读之间的关系 ,追求均衡和适度 ,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结合点 ,才能使改编作品既叫好又卖座。 ( 3)《古典名著的“戏说”边界》 ,认为对古典名著进行影视化戏说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此不必大惊小怪。不过 ,戏说也要讲究分寸和技巧 ,要避免无边无际的乱说和天马行空的胡说。

古文字中传统文化精华的解放

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具有这样一种传播智慧 :通过将古代典籍中的内容加工成通俗易懂的“话本”、“脚本” ,并将前者转换成说书人的口头传播 ,将后者转换成演员的综合传播等手段 ,把禁锢在深奥难懂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解放出来 ,传播到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广大民众中 ,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播效果。